龚曙光谈出版业十大问题

      刘清华：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先生的媒体见面会。

      从四年前开始，每年在全国书博会开幕之前，曙光先生都会以媒体见面会的方式，与国内重要的媒体代表作一个集体交流，一方面，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将一年来的所 思所想所为与大家分享，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一形式，表达他对媒体朋友的问候。作为一家大型的传媒产业集团掌门人，曙光先生对个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胆 识与担当有自己的体悟；作为资深的媒体人，曙光先生对媒体有天然的亲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曙光先生对传媒产业的思考不仅局限于中南传媒的发展，还涉及到 整个行业，所以今天大家还可以在更宏观的层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

      今天出席见面会的媒体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出版报、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海南特区报、南海网、海南电视台、天涯社区、 新浪网、腾讯网、新京报、都市快报、潇湘晨报、红网、广州日报、南岛晚报、法制时报、旅游卫视、海南新闻频道、中国图书商报、百道网、出版商务周报，欢迎 大家！

      下面有请曙光先生先跟大家讲几句。

       龚曙光：各位新老朋友，在海南的聚会既是不期而遇，也是一个预约。“预约”是总署预约的，“不期而遇”是因为你们的领导最后派你们来，我们在这里没有必然 性。每年的书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由行业约定的约会，在这样一个约会上，我们总是期望把一年来我们公司所准备的最好的产品奉献给大家，而且期待通过大 家的手笔和媒介，传达给全国乃至华文世界的读者。我们也希望把一年来的所思所想跟同行们进行交流，在与同行们的切磋和同行们的鉴别下，让这些所思所想得到 验证，或得到校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新的政策背景、新的经济环境、新的技术推进下，我们行业所遇到的困难，碰到的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以期在业内共同 的努力下，得以回答或解决。

       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一直是一个对出版传媒行业持审慎乐观态度的人，对自己公司的发展现状持相对谨慎或和悲观评价的人，也对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所能够作出的 贡献持极其悲观的人，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谈论的话题可能与大家的期待有距离，可能跟社会的共识有差距，但我想这是我的声音，这是一个在出版传媒行业 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在为困难所困扰的这样一个实践者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放弃，从来也不愿放弃的努力者的声音。我不认为今天的 出版是那样的一片坦途，我不认为在新技术下中国的出版业未来的前途就一定光明，我甚至不认为中南传媒在未来的发展中就一定一路风顺，能永远跑在中国出版业 的第一方阵。正因为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有这样多的疑虑，甚至有很重很重的心思，所以我愿意把这些疑虑，把这些困惑，把这些个人或者对行业来说很重的思虑和 大家交流，以期求教于大家。

       我想，在一个大家都唱盛的时代，唱衰的声音是微弱的；在一个大家心情很蓬勃的时代，一个向隅而泣的声音是很孤独的；一个企业意气风发、一路飙升的时候，一 个为企业未来深深忧虑的思考者可能也是不讨人喜欢的。但是我想，行业应该需要，企业应该需要，这样的声音不能多，但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不能多，但不能缺 乏，我希望我就是这样一个填补空缺，或者是拾遗补缺的人。所以我愿意很坦诚地面对大家，不管大家的问题是来自于你们对于行业的思考，来自于对中南传媒的质 疑，还是来自于其他媒体之间的相互切磋或讨论，我都愿意正面地、真诚地来回答。

        我说过，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说，但是我敢肯定我不说假话，所以下面欢迎大家就你们所关心的问题来提问。

        真正要面对“跨媒体”，我们跨得出去吗？

        记者：大部制的改革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咱们之前制定的战略？谢谢。

       龚曙光：谢谢。今年两会上，中央政府提出了中央机构的新一轮改革，其中包括原总署和原总局合并为新的总局。说老实话，这个消息在公布之前，应该是业界，特 别是出版业界非常期待的一件事，因为中国的传媒业按照媒介形式来进行划分，或分行业进行管理，中国的出版业按照地域行政区划来划分，来进行管理，已经成为 被业界诟病、被国际耻笑，被行业发展或改革所反复叩问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觉得全世界的媒体都是跨媒体集团，全世界的传媒都是跨市场的集团，只有我们在不同的媒介形式管理部门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在不同的 行政区域管辖下，资本不能流动，资源不能整合。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其实呼唤着打破媒介管理行政的壁垒，形成整体的媒介管理格局，期待各种媒体之间 产业能够相互融合。所以当这样一个消息发布的时候，应该所有的媒体同仁是以欣喜之心来迎接的，这当然也包括中南传媒。

       但是当这个消息发布之后，所有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却并不是那样欣喜若狂，因为这对中南传媒来说，过去没有这样的机遇，我们可以喊一喊，叫一叫，以示我们 的开放心态，同时以示我们是一个向跨媒体集团努力的传媒企业；当这样一个行政壁垒打破，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在行业管理中，过去的壁垒也可能拆掉的时候，也就 是当我们真正要面对“跨媒体”，我们跨得出去吗？我们有跨出去的勇气，有跨出去的能力，有跨出去的资金和资源准备吗？其实我不认为所有的出版人都未来一定 在电视行业，在电影行业能大有作为，就像我也不认为所有的电视人、电影人就一定会比我们做出版做得更好，毕竟几十年来在行业封闭的环境下，我们各自都在积 累着资源，都在熟悉市场，都在培育人才，几十年的积累也是一种丰厚的经验，假如今天以我们出版的积累去进入广电这个行业，我们其实面对着更强的竞争对手， 因为我们竞争的不是某一个企业，而是在向电视电影整个行业进行挑战和竞争。这就比方说，今天哪一个电视台来出版，它不仅仅是跟中南传媒竞争，它是跟整个出 版业在竞争，所以这样一种竞争的严酷性，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准备跨界经营的经营者都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当然，中南传媒的发展战略是早就已经确定了的既定战 略，这就是多媒介，乃至全媒介传承文明，所以即使在中央还没有让两个管理部门合并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谋求政策范围内和广电的合作，所以中央的这样一个决策 应该说既推动了整个中央机关的改革，同时也应和了出版和广电两个行业企业发展的需求。

      应该是这几天我们跟某一家电视台的合作就要签署了，我想随着行政管理这样壁垒的打破，或总署新的产业政策确立，我们进入电影电视行业的步伐会更快，力度会 更大，我们将以审慎的，同时以决绝的姿态，以对这两个行业的敬畏之心，来做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电视和电影，以我们自有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本优势，希望 对这两个行业的发展有新的贡献或补益。我们不作简单的同质化竞争，我想，作为出版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或领先企业，我们带的广播、电影、电视，将是一份 他们过去所不具备的资源积累，他们所不一定具备的、新的人才积累，当然还有我们比较强大的资本，我想这一切对于我们进入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应该有积极的作 用，我想，我们的这一份准备，也已经准备了几十年。

       记者：是省级电视台还是市级电视台？这是不是开始，今后还要继续深入？

      龚曙光：是省级的专业电视台，这个电视台对于我们既往的产业积累，有很高的重合度，也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几十年积累的这方面资源和人才，比较便捷地运用到这家电视台的经营和发展中间去，我们希望做这个专业的，中国最好的电视台。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跟这家电视台签订合作是在没有大部制之前就决定的，还是大部制之后？

       龚曙光：中央合并之前我们就启动了，这也是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积极推动的，虽然目前我们依然沿袭着过去广电总局的管理政策，但是我相信，目前的这种合作模式一定是我们未来进一步推进跟广电深入融合的一个基础。

       记者：之前好像没有听说过哪家传媒和电视台合作，是第一家吗？

      龚曙光：应该不是第一家，过去的政策其实有不说在合作，只是这种合作模式，在政策上有些变相，或者在表述的方式上，更让广电总局能够接受，是这样一个模 式。我们今天的合作也符合广电总局的政策，但是我相信，大部制之后这种体制会更加完备，或更加符合市场规则。

      记者：谢谢。

      振兴传统出版，未尝不是对数字出版的一种积极支持和可靠保证

记者：你好，我是天涯社区的执行主编，天涯社区里面产生的电子作品，每年产生成千上万部，我想问龚总，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您如何振兴传统出版？请谈谈您的看法。

龚曙光：从C2C的业务来看，目前中国在数字出版上，像盛大文学，像天涯社区的文学交流平台，应该对推进中国原创数字化，既是先行者，也是强势平台，他们 对于未来中国出版数字化的道路探索，我认为有积极的成效。这不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出版因为天涯社区的出现和盛大文学的出现，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格局，已经 成了替代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看，C2C模式的数字出版，在经过了前几年比较高速的、量的增长，或某一批畅销书对社会的影响，这种质的提升之后，导致最近 这两年的发展趋于平稳，也就是至少作为C2C出版的业务，在它的第一个发展区段，它的第一波冲击波应该已经完成，也就是C2C业务所必然出现的问题，我们 这些出版平台目前还没有有效解决。大家应该看到，目前盛大文学旗下的几个C2C品牌，应该是中国整合能力最强，品牌效益最好的这么几个出版平台，如果我们 单看每一个平台上的上传量，我们会为这个数字恐惧，每年上传到这些社区的原创作品，那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海量。假如我们再来深究这些上传的作品，真正的点击 有多少？有效的售卖有多少？你会觉得这样的创作量和这样的接受量，它们之间这种比例应该是不成比例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创作海量中，他们被关注的，被重视的，或流行的作品，与他们上传的作品之间的比例，它小的程度也是让人恐惧的。也就是我们创作的有效 性，C2C的聚量，让读者所能发现好作品的可能性，这些似乎都是目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乎我们看到盛大的报表中，增长最快的不是线上的阅读收益，而是线 下的传统出版的收益，所以这形成了某一种意义上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反驳，也可能形成了我们对数字出版急切心情的嘲弄。天涯赚钱的方式不是线上的数字出版，而 是线下的纸质出版，和这些出版物衍生成的电影、电视。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对数字出版持不乐观的态度，大家知道，我一直是数字出版的积极推进者，没有一个传统 的出版人像我这样重视数字出版，像我这样坚信数字出版是一定会替代纸质出版的传播功能，所以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再来谈我提出的“振兴传统出版”，我们为什么 要振兴？第一在今天的出版领域，传统出版依然是出版的主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它依然呈现为一种主流形态，那么这种主流形态不仅是我们绝大多数从 业者在从事这种业态，我们绝大多数提供者在提供这种产品，更因为更多的接受者还在接受这样一种媒介。所以当它还是主流形态的时候，我们提“重振”应该是没 有问题的；第二，传统出版业即使在今天已经面对了新的技术，但是它也没有沉浸自己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传统出版业在今天已经有数字化挑战的前提下，它们依然 可以通过体制的变革，通过技术的革新，通过它跟数字出版技术，或接受模式的整合，使作为传统形态的出版物得以提升和发展；第三，作为数字出版的新的出版业 态，它自身还缺少足够强大的内容提供的能力，也就是他们所提供的平台、通道，还需要由传统出版人来提供内容予以支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振兴传统出 版，未尝不是对数字出版的一种积极支持和可靠保证，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第一次提出“振兴传统出版”，振兴传统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数字基础背景上 完善或提升传统出版，同时，还因为它将对数字出版进行积极有力的支持和推进。

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三四年前，当时可能是中国传统出版面临着唱衰之声最盛，而又传统出版相对最迷茫的时刻，所以这个口号让很多做数字出版的人耻笑，也让很多 做传统出版的人质疑。我们按这个思路做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实践证明传统出版是可以被振兴的，振兴传统出版对于我们以积极心态建立数字出 版，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一个积极倡导振兴传统出版的企业集团，他们却花了最大的力气，集中了最重要的资源，也拿了最多的钱来做数字出 版。据不完全统计，应该我们跟华为的数字出版投资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规模最大的，也是就数字出版真正拿出自己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而且是与网站一体化产品 的公司。所以振兴传统出版就中南传媒而言，它是我们积极发展传统业务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积极推进新业务拓展的一部分，所以今年我们甚至提出中南传媒的所有 资源，包括我们传统出版，上游的出版编辑资源、下游的出版发行资源，要全力支持我们跟华为合作的数媒产品进入市场，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到，中南传媒在面对新 技术和振兴新业态上，从两个向度发力，最终走到了一条路上，谢谢。

全民阅读与国民幸福

记者：龚总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前不久的两会期间，多名代表提出了“全民阅读”的提案，并且得到了广泛响应，甚至把这个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您个 人是如何看待政府倡导国民阅读的？第二，如果请您给政府或相关机构或部门就国民阅读提一些建议，您会考虑哪些问题？第三，中南传媒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最 具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之一，将对国民阅读的推动做哪些事情？谢谢！

龚曙光：其实倡导国民阅读一直是我们新闻出版总署在做的，对全社会有重大意义的提议，我记得几年前，我参加总理的座谈会，代表出版界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的座 谈会，总署的主要领导就给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在我跟总理座谈会的发言中，全民阅读要再一次地在总理座谈会上提出来，要再一次提起全民阅读，要进入总理的 工作报告。

所以这么多年来，伴随着世界读书日，我们也确定了自己的全民阅读日，这项工作从连续性来讲，发展到今天，是逐渐获得政府重视，逐渐获得社会认同，逐渐在社 会上呈现出某种积极响应姿态的倡议，至于政府来介入这项工作，我认为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因为阅读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它的意义我们不必阐述，我们可以从 所有伟大民族的阅读指数中看到，阅读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它有多么直接的相关性，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还是西欧，这些数据它都直接地指向一个大国，一个 强国，一个文明国家和国民阅读指数的直接相关性。

但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读书，因为政治的变革，因为经济的波动、因为文化的歧义，我们对读书的态度很多是因为在政府的层面而改变的，在 社会价值形态的层面而改变的，也就是，中国是一个有良好传统的读书国家，很重要的是，我们从来把读书和自己的命运改变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抨击我 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我们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我们在反思中国历史的时候，也用很重的语言去指责、批判科举制度，但是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科举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延续，有着太直接的关系，那就是科举制度在一个封建时代，给予了上流、中流、下流的人群一个基本公 正的阶梯，那就是我们把改变自己命运的阶梯，和你读书多少直接挂在了一起。尽管这种读书它偏向于经史子集，偏向于经邦治国，而不是今天的科普，但是对每一 个想改变自己命运，或有最基本的能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来说，读书都是他的首选。在这样一个意义来讲，中国是一个具有良好读书传统的国家。当然由于鸦 片战争，整个国势衰微，民族求存，个人求生存的压力增大，读书可能变得不重要，再加上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某一些图书的价值评估影响了社会导向，所以读书 目前在我们国家，它不是一个普遍的民众选择，尽管现在还有高考，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的读书，我们应该是落后于很多国家的，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 政府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战略，把它作为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把它作为整体提升国民幸福标准的参数，我觉得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政府应该成为我们全 民阅读的推动主体，甚至政府应该拿出一定的财力来支持全民阅读。

上午有一个媒体问我，说全民阅读和民族智慧是不是有直接关系，我说就很短的时间来讲，没有什么关系，你说读了书就一定聪明得多，不一定，我读的书不算少， 但是我的智商就一直很低，玩魔方一面都玩不出来；但是如果把它划到一百年、一千年呢？假如这个民族在一百年、一千年都不读书，那么这个民族的智商肯定高不 到哪儿去，可能这个民族就变成了一个猪的族群，这也是涉及到我们民族长远的文化积淀，或智力构成的举措，我们不是要振兴民族吗？不是要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如果我们不把种族的智慧提升上来，不把基本的文化积累上来，怎么大复兴呢？复兴不了。

至于您说到出版业界是不是应该有所贡献，或者我有什么建议，第一是我认为全民阅读急不得、拖不得。

所谓“急不得”，这不是个一蹴而就、一呼百应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为生计而奔波，他的第一要务还是应对他怎么打工，怎么种田，怎么完成每一天 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没有使他们生活无由忧、居住无忧的情况下，让他们每个月读两三本书，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就发一个通知，或者一个政策，或者给 你送多少书就解决全民阅读的问题，没那么简单，所以急不得；我说“拖不得”，是说不管有多少困难，有多少人群具备了每个月阅读几个书的能力，有多少人可以 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倡导和支持，不应该等待经济的发展，或者某种环境的改变，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急不得、拖不得。

第二，不花钱不行，花太多的钱没用。全民阅读特别是对那些可以把阅读和自己的生存结合起来的人，像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些人我认为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支 持，作为直接提供某一些供书券，作为他们进城的福利，这个对社会人群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花钱不行，就像我们因为出书，书多，读一本书不是问题，但是对很多 人群来说，目前花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去读一本书，他是有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国家能承担，采取购书票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支持，你不能搞别的东西，只能买 书，这是可行的；花太多的钱又没有用，当这个书他并不在乎你给没给购书票，他没有意义，他就是浪费了，或者买回去他也不读。所以为那些有读书需求而又不一 定能拿出很多的钱来读书，这个支持是必须的。那么拿很多的钱来做这个事情，就好比我们慈善基金，最后还搞出丑闻来，中国钱多的地方往往出丑闻，所以不希望 用钱把全民阅读玷污了，也就还是要让大家，如果你能支付的话，最好自己支付，因为这样你才会重视这个事情。我们每个月可能都要安排去超市买东西，如果把图 书，把每个月购一两本书作为自己生活的日常安排，这是全民读书最好的方法，进入了你的经济预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我不认为把全民阅读摆在每个家庭的预算 之外是最好的方法，应该作为经济预算的一部分，而且是能承受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全民阅读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作为一个传媒类、出版类企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第一是以身作则，我们现在提倡全民阅读，但我们的传媒出版人究竟一年读几本书？我 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有一次在科技社，我和我们员工说，《世界是平的》已经炙手可热了，这是我们社里出的，我说大家不撒谎，我请大家举手，你们读了《世 界是平的》，读完了的请举手。我说，我不提这样的要求，但我就是说这么一句话，你们想一想，有多少人举手？我说我们出了这样一个超级畅销书，又是我们自己 出的，我们都没有兴趣，或没有安排时间去读，我们还谈何读别的书？

我说我们经常为抢夺一本好的畅销书，往返于两岸之间，拼杀于业界职场，像我们最近又把霍金的自传《我的时间简史》拿到了，这也是抢到的，我就在想，我说我 们这么不容易，把霍金的《我的时间简史》抢到，你看，多好的名字！当时我们编辑告诉我，我就太佩服这个经理了，你说他的声音都是你听不懂的天外之音，因为 我跟霍金见过面，也作过交流，却取这样一个名字。我应该也读了不少的传记，哪一本传记名字比这本传记好？但是我也在想，有多少人在读这本书？可能我今天在 这儿讲，中南人回去读一读。但是包括在座的传媒人，你们是好媒体，你们先进一些，但你们的同事们一年读多少书？这可能与刚才提问者的期待是有距离的，我首 先给这样一个建议，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很重要的，如果出版人，如果媒体人都不读书了，谈何全民阅读？第二，做好产品生产和推荐。我认为我们一年生产32万种 书，就像我们天涯文学和盛大文学一样，这也是一个海量，那么在32万种书中，我们一年值得向全民推荐的书有多少？这个绝对数可能不小，但相对数应该是很低 的。相对数低了有问题，就是没法儿找，我们可能拿一本、垃圾书，拿一本、垃圾书，拿了几次都是垃圾书，可能对读书就没有兴趣了，所以对出版人来讲，最重要 的是生产好你的产品，不仅仅要关注你好书的绝对量，还要关注你好书的生产，和你生产所有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例，要提高这个相对比例。

第三是做好推荐。推荐好书不简单，我认为现在传媒推介书的水分不够，大家别生我的气，我是个讲直话的人，包括很多的书评家，书都没读，推荐什么书？今天早 上我和出版部的同志说，我说今年的书目糟糕透顶，如果说我来看的话，根本不敢看。这哪像个书目？一翻前面几页就不想往下翻了，原因很简单，第一是你的编辑 体例既打破了传统的分类，但是现在自己的分类又是杂乱的；第二，你的重要产品没有突出来。我昨天看了一下介绍，有些书的介绍，我看新书像一本旧书。像《南 渡北归》已经是学术界认可的，一本非常好的书，当然管理层也有微辞，但是总体来讲销得很好，我们认为也是一本有正能量的书，但是你们在提炼书的时候，自己 就没有提炼好。我说这本书它应该是记录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的学术命运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因为颠沛 流离，因为政治冲突，因为战火连绵，所以作为一介书生，要保持住自己一个附着的瓶颈，要么南渡，要么北归，而且选择中常常是艰难的，经济的原因、家境的原 因、文化的原因等等，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苦难历程，在经历了几十年，将近一百年的学术养成之后，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学术提供了很高的读书标准。如果你去 这样定义这本书，那么总署还会有什么意见吗？他当年没有北归，他南渡了，或者他还说了一点北归的坏话，他会在意吗？不会在意，为什么？因为你定义一个时代 的知识分子，他不管是南渡还是北归了，最后是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学术版图作出了贡献，为中华民族当代的学术标高作出了贡献，我们不需要再分是北归到了北平， 还是南渡到了台北。在按照我的标准宣传，这绝对是一本主流的书。但是我们没有这样推荐，包括我们作者也没有这样深刻思考。所以我说，拜托我们在座的媒体， 或不在座的媒体，全民阅读，做搜索引擎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做导游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每年的30多万种书中，为我们的读者提供适合他身份的好书，这是 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最后我认为，我们也应该为那些属于全民阅读的好作品，降低利润诉求，提供公益产品，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作为一个出版企业，应该为 全民阅读放弃一些经济利益，对于某一些全民阅读的产品，比方说可以用政府的购书券买单的产品，你就可以把利润降低为零，或者说极薄的利润，这些东西应该是 一个好的传媒企业该做的。当然，在现在，在推进全民阅读的农家书屋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农家书屋我们相对来讲，经济利益是摆在第二位的，社会效益摆在第 一位，而且最终的毛利率是极低极低的，我们是把它当一项社会的公益来做。这个觉悟不仅中南传媒，中国绝大多数的出版商都会有。我想作为传媒人，作为出版 人，首先从自我阅读开始，到提供最好的图书，到提供最好的书评或导演，最终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经济力量，这是我认为一个传媒企业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谢 谢！

价格战对书业来讲是一场场灾难

记者：在您讲话的同时，当当网可以免费下载一些书。最近几年一些书店不断掀起价格战，书的价格越来越便宜，您作为一个内容提供商，作为一个出版书的企业领 导，看到网络书店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当中，您是什么感受？在目前网络书店越来越流行的情况下，对实体店有什么影响？谢谢。

龚曙光：如果把降价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手段，我认为对于业界只有害没有益，尤其是把电子书免费提供，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对于全民阅读长期来 讲只有害没有益，因为在人们的尝试中，不要钱的东西不会是很有价值的，或者社会很需要的东西。读书本身有成本，而且有时间成本，如果说书籍成了一个随意可 取的东西，尽管它很重要，就像当年我们从来没有把空气当做重要的东西，空气不重要吗？谁都认为它重要。就是因为它不要钱，我们就认为它不重要。我们北方好 一点，南方社会什么时候认为水值钱呢？到处都有，不值钱，尽管谁都知道三天不喝水命都难保。即使我们再怎么认为书有用，如果它不要钱，就会变成当年的空 气、当年的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不赞同这种不理智。当然我也认为，出版业对于社会民众来讲很重要，但是它未必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讲很重要，那 么出版业相对来讲，在社会的结构中，最应该贡献的是它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它的经济价值。所以在行业正常发展之后，降低出版业的盈利，服务于水平，这是可以 的，但是以这种恶性竞争的手段，导致整个书业在人们心中地位的下降，导致整个书业盈利模式的败坏，导致整个书业经济秩序的紊乱，这对整个书业来讲，是一场 灾难。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出版业都搞掉了，我们刚才说的全民阅读，那也是一句空话。所以出版业整体收益的下降，依赖于健康的竞争。所以不要钱的东 西，未来肯定是灾难。

新的机遇下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回归

记者：第一个，当前大众图书市场的畅销书一半以上是民营工作室策划的，请问中南传媒在挖掘和培育优质资源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第二个，去年12月完成了对博集天卷的控股，请您谈一下中南传媒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并积累了哪些成功的运作经验。

龚曙光：代工厂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心痛，从当年珠三角的代工厂，到今天的环境恶化与当年我们作为世界代工厂的历史命运，是否也有某种关联，所以我们很忌 讳这个词。很幸运的是 ，我们今天出版社是我们自己民营企业的代工厂，而不是美国人或英国人的代工厂，这至少很幸运，那就意味着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不管是新体制还是旧体制，它 都是中国出版的一部分，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政治环境，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不同的体制在中国的出版中，履行着不同的职责，承担着不同的义务。毫无疑问，在计 划经济时代，我们出版社为中国的文化尽到了最好的职责，这样的历史使命即使我们的评价机制发生怎样的变化和偏移，这个功绩都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在计划经济下衍生的出版秩序，对于充分发挥具有很强个人创造特性的行业创造能力是有伤害的，是有制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 济介入出版业，是当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我一家出版社的罪过，也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罪过，一部分好的编辑人员，一部分好的策划人员来自于民营企业， 好一点说是民营和国有合作；难听一点，出版社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工厂，但是它为中国的当下市场提供没提供满足大众的书，这是最重要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说“国进民退”，国有输了民营？但这仅仅是一个管理者的管理个案吗？不是。那么也就是中国的民营书业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登上 历史舞台，它自己最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体制得到发展，但是它先天不足，第一还是体制问题，大家觉得很好笑，民营企业有什么体制问题？有。我认为出版业和 律师一样，和会计一样，应该是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应该是每个劳动者自己所带有的资本积累，形成的一个合伙人制，不适合大资本。

就是因为中国当时民营企业以极少的资本找到了有一定创造能力的人，所以它才形成了中国民营书业的发展，但是他们同样用资本金作为他们进行第一次分配的基本 因素，同样也使那些带有个人资源和创造力的人在第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不合适，他本来可以在体制上，跟他的合伙人一起分配，创造最好的体制，他没有，始终 把自己当做老板，所以历史的发展同样会走轮回。那么出版社的社长相对来讲，比如说某一个自认为很有文化的人站出来说，“你有什么文化”？但是我们是大数据 时代，民营企业的老板所读的书和国有企业的社长读的书还是不能比，你又不懂编辑，给你本书你读不懂。你又是按资本来做分配原则，又是不懂业务的，又不懂读 书，那我凭什么还跟你玩呢？

大家要知道，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回归，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给他的历史机遇他们已经用完了，够了。第二，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性比民营企业要大；第三，面对 着新的技术挑战，我们有几个民营企业在做出版，但是中南传媒不做出版还有未来吗？所以数字出版未来是一定要替代纸质出版的，数字出版的价格评估是一定要高 于传统出版的。在这个时候，如果跟国有合作，形成某一种资源、某一种体制，一互补，可能还会有一点上升空间，大家不要认为我是随便乱说的，前几年这些外资 和基金所投的民营书业绝大部分被套了。你说前几年民营企业进入的，所谓战略投资者也好，什么投资人也好，谁敢拍着胸脯说“我没有被套牢”？没有几家公司实 现他们所承诺的上市，没有几家公司在一级市场推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除了跟国有合作，你跟谁合作？

我们跟博集的合作非常好，第一我们认为它在民营书业中，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第二，博集的核心团队很协调，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工很清晰。他们几个核 心人员带有某种事务所的性质，到今天，他们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在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那点资本金；第三，博集在过去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了自己的资 源，也树立了一定的品牌，在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号召力，而这些品牌是中南传媒所需要的，所以它真正形成了我们产品线和市场号召力的互补；第四，我们和博集的 模式是创造的模式，这样一个整合的过程长达五年。首先我们在民营企业中去物色有意向的，我们一起来谈，这种谈就包括我们对他们的财务和他们的业态进行全面 的跟踪调查；第二个阶段，我们先期在博集的改制中入股5%，我作为股东去近距离考量博集的管理、博集的运作模式。我们也派了大量管理人员到博集去工作，通 过这种培训，使博集制度中先进的东西导入到我们的传统出版中去，这也是博集文化和中南文化交会、缓冲的过程，最后我们采用了51%控股。就博集来讲，他们 没有感觉到我们控股之后和参股5%时有什么区别，我认为这个并购就基本成功，他没有感到作为国有企业管理的机构强势损害了他们的管理自由。我们直接找了一 个书业去整合资源，收购股份，也包括我们可能从别人的手上去接一些民营企业的股权，逐渐实行我们的整合和控股。

现在找我的已经不少，海外找我的也不少，所以这个工作会做，作为中南传媒，标准和所有人都一样，第一，你要具备认同我作为一个国家资本控股的意识形态公 司，我应该秉持的社会责任和文化立场，这个你必须要认可；同时你必须遵守我个人和我的团队作为一个国有资本雇员 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必须遵守的规则，就是你必须认同和尊重我必须秉持的原则和规矩，不能行贿，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腐蚀我的团队，更不能侮辱我自己，所以我 和你合作了，你给我送几万块钱，这侮辱我的自尊心，这是第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我跟所有民营企业谈完之后，最后谈的、一票否决的条件。如果这一条达不到， 我一票否决。

第二个，它应该是核心团队具有很强的资源凝聚力，或具有比较长时间成熟合作的稳定性这样的团队，就是你这个核心团队，你必须有资源整合能力，第二，你这个 团队的合作是稳定的，不能说收获了就跑了；第三，你在中国的出版领域里面，你在某一些板块上具有领先性，能够 与我的产业板块形成互补，这就是我认为的好公司，三个标准。

最合适的经济形式是合伙人制

记者：刚才您也谈到了关于入股，也谈到了国有书业进入新一轮的改革中，提过关于合伙人的制度，这块怎么样？还有集团在类似方面还有什么相应的做法和考虑？第二个，如果有可能的话，您希望一个人和带领小团队出去学习和考察，这个对您在企业管理当中有什么启发？谢谢。

龚曙光：关于合伙人，是我进入中国出版业之后十几年非常审慎思考的问题，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最合适的经济形式是合伙人制。比方说我们岳麓书社，我们成立的肖 川工作室就是这样的，我们甚至还探讨跟几个更重要的作家有这种模式，他们作家也提出来参与这种模式，应该说这种模式到现在为止，它的发展是健康的，它现在 的产品和经济状态和我们的期待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在推出版社内部固有员工之间的模式，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的基本结构是法人治理结构， 所以遇到的困难要多一些，我们前期进行了几个试验公司的改造，已经很接近这样一种模式了，所以我们认为已经上市的公司在政策和法律层面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和 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是这个方向我们会坚持。现在更重要的是和一些作家，一些重要的编辑采取这样的模式来进行推进，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我们文艺社的青春读 物也是这种模式，对于发挥编辑在整个产业中的作用，发挥资源创造性因素的作用，在这种体制当中是可行的，这是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个是个敏感话题，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当然不是因为王石读书心向往之，也不是因为王石传了绯闻心向往之，而是希望有这么一个休整期；不是说别 的企业、别的经理人的经验不能影响我、不能给我补充，其实我更重要的是，我的学习方式更重要的不是阅读，而是体验，这种来自于生命本体的认识、收获，可能 是成为我们知识框架的知识，所以我是想有时间身体力行地去感受，而不是从别人的网络、微博、报道中去接受。但是目前看起来那也不是一个梦想。第一，那个微 博一发，我的秘书就严重警告我，说你必须要辟谣，很多基金经理打电话问是不是身体健康、政治健康出了问题，我说身体健康是出了问题，因为长期的亚健康，但 都还没有大问题。这不是谣言，只是一个想法，怎么是谣言呢？我只是说我想去怎么样。但是目前董事会确实会很在意；第二，确实一个领导长期在外面不一定允 许，但是我向往的事情。如果不能长期，可以短期进行调整，因为真的是很累。

如果少儿真是一个避风港，那么让给准备避风的人去吧

记者：数字传媒对传统出版业的冲击还是很大，有调查认为少儿出版这一块，往往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少儿出版会是传统出版业的一个避风港，您怎么看？另外，过去我们中南传媒做了一些少儿的出版物，市场反响非常好，接下来我们集团还有什么大的动作？谢谢。

龚曙光：因为没有想过避风，所以我真没有考虑过避风港在哪里。因为我说了，中南传媒这么 大一个企业，要养活两万人，你要给他一个很小的避风港，他呆不下。大家知道，当年中央红军打呀打，剩下的人不多了，突然到了陕北的时候，陕北的根据地也很 吃紧。现在找任何一个避风港都养不活我们自己，如果少儿真是一个避风港，那么让给准备避风的人去吧！但是少儿出版也一直是我们很重要的出版领域，也是我们 出版比较强势的门类，除了我们少儿出版社，少儿出版社去年差不多5个亿的销售，在少儿出版领域也排得很前，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出版社、出版公司也大量出 版了青少年，包括少年儿童的读物，我们少儿社有所谓“四朵金花”， 都是30多岁的女孩子，每个人管一个事业部，每个人都是八九千万，少的也有五六千万，很强大，也是我们娘子军很突出的团队。除此之外，我们其他几个社，包 括文艺社，包括人民社， 包括天闻角川，其实出版的大量少年儿童读物，它形成了中南的一个集群，应该说这个集群加起来，如果把直接教育类的东西劈开的话，一般读书应该也是7个亿左 右的规模，不算小。所以这一块，少儿领域我们应该是全品种、全方位来进行覆盖，发挥优势资源、优势平台，就是说在少儿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在产品类型上不留 空白，在渠道和模式上不留空白；第二是发挥我们的优势资源，比如说轻小说这一块就做得很好，少年作文也做得不错，所以在这些优势资源和平台上，少儿市场我 估计在这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应该是10个亿左右的规模，在品种、规模上我们都是强势。

股东之间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这是股权结构中的大问题

记者：有一个关于改革的问题，改革这么多年，确实给新闻出版业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改革进行到这种程度，可能离真正发挥作用还有一些距离，比如股份多元可能没有使公司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我们现在感到事业单位的弊端还是很明显，您怎么看？

龚曙光：文化体制改革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或形态下进行的，如果就改革而言，很难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工作，因为既然是改革，它就是要改一些，要留一些。那么 革多少、留多少？这个以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把控力、自由度来确定的。那么这个自由度，它又是一个只能用心态去丈量，不能用尺度去丈量的东西，所以我们国家 意识形态管理的心态到什么程度，改革就深化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改革的程度和我们意识形态管理的心态程度是符合的，它既不落后，也不算超前，所以我们面对 这样的变化，对于某一些社会呼声的容忍，对于某一些产品，我们心里消毒能力的增强，它是会有进步的，我一直不认为民营资本进入民营资本进来就会产生多大的 作用，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的这些老总们的使命感、责任心是很强的，用不着一个民营企业的普通老板财大气粗、颐指气使地指使他们怎么办，我也不认为他们的监 督比国家的监督更有效，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监督多了，财政的、出版的……多了，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N套制度来管我，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介入了民营资本， 不是资本结构中的问题。那么资本结构中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资本结构中，真正的战略投资者很少，而财务投资人居多。那么这也不能怪这些企业 没有找战略投资人，他找不到。比如说中南传媒上市的时候，愿意找战略投资人，我愿意找，但是我们的管理体制不允许。他们是真正的战略投资人，因为他占领很 强的国际市场和资源，可以把我的产品带出去，他获得了经济利益，我可以获得市场的回报。第二个，国内的出版集团之间，为什么凤凰改制的事不找我呢？所以我 们也构不成战略合作，股东之间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这是股权结构中的大问题。

假如说现在陈天桥参我的股，我很愿意，也很愿意中国移动参我的股，我也愿意去参陈天桥的股，所以股权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监督的问题，而是必须有必须清一色 的财务投资人，把他变成战略投资者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出版业因为过去是行政区划限制的，它资源的有限性应该通过改革来使它的战略资源得到补充，所以应该是 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而不是一两个民营投资人监督公司的改革，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择人所用、得人所用

记者：您曾经说过，出版企业的人能够提升出版行业的话语权，但是奖励创造性的人才是非常无奈的。您怎么看待出版业的人才问题？

龚曙光：这个刚才已经说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有实验，有收获，这些实验的事业部大体是按这个思路在做，目前这些事业部的发展虽然不平衡，但整体上是做了这样 的改革之后，他们去年的经济效益跑快了，所以这是有收获的；第二个，去年因为有一些新公司要成立，我试图去调动这些事业部的负责人，他们就不愿意了，就是 说我们事业部的负责人是副主任，而我要调去的地方至少是公司的副职或者正职，现在我们实现了这样的实验之后，我调不动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坏事，恰恰认为 这是我们“择人所用、得人所用”的征兆。他可能觉得我的资源可能比一个官职更重要，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资源在未来的体系中，比某一个工作平台更值钱，所以这 样一种探索和实验应该有成效，当然像这样一种历练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文化风气很盛的国家，而湖南又是一个把做官当做出头的很重要的 省份，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官。现在我们在准备在潇湘晨报推出功勋记者，这是终身制的，假如他不发生问题，就会享受公司副职的待遇，到他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晨报是我创办的，所以我最早承诺这样一种专业指示，今年会有一两个人进入到这个通道里面，如果成熟了，在整个企业都会实行。那么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不愿 意当助手，我就愿意当功勋编辑。所以我们有探索、有收获，但是也有差距。

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编辑

记者：您好，最近几年名人、明星出书的现象非常普遍，我经常听他们说“其实我不愿意出书，是出版社逼得我出”，您怎么看出版社追星的现象？作为出版集团的董事长，什么样的责任编辑是您所喜欢的？

龚曙光：一个人成为名人之后，不管是规则还是潜规则，一定是制度化地要占领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偶像时代，偶像时代的特征 是娱乐化，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某一些明星出书，它是市场的需求，因为有了追星才有明星，有了明星才有记者、编辑的追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当然 的。至于名人出书的水平，客观地说是参差不齐，也不是所有的都不好。有一些跨界明星出的书也不错，比如说柴静的《看见》，她只是写了工作中的记录，包括倪 萍的《姥姥语录》，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虽然她的画大家可以评价，但是那本书在文化上的定位，以及一个乡村老太太对文化的重视，也还是有价值的。当然大量的 一些找枪手作的书，首先是对自己的伤害，假如这个书一直被别人传诵，被市场售卖，他就要一次一次对自己心灵责问，这种伤害首先是对他自己的。

至于您说的，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编辑，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其实很难去设定说我喜欢哪一个编辑，哪一个编辑我就认 为他是好编辑，我只能告诉你，我喜欢我们公司很多编辑，比方说像孙桂均、孙佳、唐浩明，这都是我非常尊重和喜爱的编辑，而往往是这些编辑，很难说他是给你 赚钱的，所谓好编辑，一定是名利双收的，我做媒体这么多年，往往现在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老是有一种新闻标识，当一个新闻事件来的一个，这个人你说他是一 个好官，他可能是一个贪官，你说他是个贪官，他可能还是一个好官。不是说一个好编辑他的书好卖，他的社会价值就不好，在我们的鉴定中，社会价值高的书，一 定是好的书。

昨天我们还在谈论这个事情，这个选题可能会受管理层的批评，那么我们作了，究竟能卖多少呢？你说《世界是平的》卖得好不好？《正能量》卖得好不好？包括 《此生未完成》它卖得好不好？还有很音乐类的图书卖得好不好？它真的是很干净的东西，这个《万物静默如谜》辛波丝卡诗集，你能想象吗？又不色情、又不恐 怖、又不玄幻，又不穿越，就是这么一本诗集，它卖到了 10 万。虽然“正能量”我现在很慎用，但是确实对社会有一定意义的书，它反倒是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出霍金的书这么多年，一个写天书的人，我跟孙树均 讲，假如霍金的书，英国的出版商他把版权提到两位数以上，不管怎么样，霍金的书都挣钱，不用说是霍金的自传。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好编辑他一定是能够获得社 会美誉度，同时也能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只有那些还在成长中，或者说成长无望，要被社会淘汰的编辑是你说的那样。正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我们所认同的好编 辑，所以这么多年在导向上，没有受到管理层的行政处罚。

刘清华：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提问就到这里。这一次书博会中南传媒带了 3000 种新书，九大系列，这些产品在我们的展区已经陈列了，欢迎各位媒体去现场感受、采访。我们还有十场主题活动，特别是明天下午2点，也是在这个会议室，我们 曙光董事长将与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就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态进行精彩对话，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参加，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 束，感谢龚曙光董事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