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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写作一方面出淤泥而不染 一方面又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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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 诗人、作家。

  于坚/文

  谁在写作?显而易见,我。

  但是,我,鹤立鸡群,形单影只。

  如果作者追求的是遗世独立,自我欣赏、自我表演,“献给无限的少数”,不要求诗的兴观群怨,只是语言的自虐,那么无可厚非。但许多自我喜剧化的作者,却又暗藏着入世的目的。一方面表演曲高和寡,一方面又渴望被接纳。甚至共享的范围为零,就诉诸权力,强迫共享。

  诗被接纳是光荣的。因为文明要照亮的是世界,而不仅仅是我。接纳、共享无法被强迫,诗招魂,灵魂无法胁迫。煌煌千秋,灭心从来都是失败的。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我以为,写作一方面出淤泥而不染,一方面又要厚颜无耻地回到世界中 。

  庄子说“吾丧我”。这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吾,一个是我。无我就是吾丧我,这个吾是谁?

  吾丧我是谁在丧我?无我,它背后呈现的东西是吾,无我的过程呈现的是吾。吾不是自我,而是超越自我的我,通过写作,完全是我的写作抵达了一个无我的境界。

  我以为,最高的写作是我表演的一场升华于吾的、无我的游戏。

  我肯定是一个社会角色,但吾是超越性的。自恋、自怨自艾、自持、自封、自高自大、自爱、自我表现正是一种社会性。诗的纯粹从来不在这些方面。

  天地无德,写作要达到的是“天地无德”。天地无德,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共享在道,不在德。如果缺乏共享,那么作品就只能自我陶醉。

  帕斯捷尔纳克有一次透露:“我给他们送一首诗去,这首诗对我而言,写得太快了,写的是英国罢工。”这并不妨碍帕斯捷尔纳克在我看来,依然是纯粹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写英国罢工,甚至“很快地写”。

  诗如果不并列展示,就不存在好坏。唯一的诗肯定是最好的诗。

  诗的共享的范围、层次不同。社会大众是一种共享,小圈子是一种共享,图书馆是一种共享。短时段有短时段的共享,中时段有中时段的共享,长时段有长时段的共享。

  时段,布罗代尔的概念。短时段意味着事件,新闻时间;中时段意味着时代;而长时段意味着永恒。

  杜甫追求的是长时段,他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也是,他写道“金玉如来是后身”。

  杜甫一部分是史诗作者,史诗意味着共享之证据的可靠性,证据是短时段的吗?我最近重读他的《兵车行》,发现其证据依然可靠,完全可以将战争转喻为当下的种种纷乱。

  作者总是“亲在”于某一社会。但伟大的作者只亲在于语言。千年前写下的《兵车行》依然可以感受到杜甫语言的魅力。

  社会性因语言的持久魅力而一次次重生于短时段,其社会性并不因为时过境而稍减。荷马史诗也是一样,《浮士德》也是。

  写作只能从中时段或者短时段出发,或者从社会出发,但只有语言能够保证作者抵达长时段。

  我不担心一首诗是否具有社会性或者遗世独立。这不是问题,写什么都行,语言是超越性的,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它并非短时段或者中时段。语言貌似在社会中,历史中运转着文明,其实它照亮的比所有的当下、时代都更为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