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近照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再过几天，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将迎来73周岁的生日，他为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这一年能回归他的老本行——写作。

　　这几年，他为保护传统村落四处奔走，发起“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截至目前，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完成村落数目已逾百个，分布于中国各个省份。冯骥才先生为传统村落留住“乡愁”花费的心血有了初步的成效。

　　即便为保护传统村落花费很多的心力，冯先生依然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今年年初，他的6部新作出版，涵盖了文化游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品收藏、散文小品、纪实文学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泰山挑山工纪事》是最引人关注的一本。

　　《挑山工》，这篇冯骥才先生写于1981年的散文，1983年起收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亿人熟知的经典美文。冯骥才先生也因为这篇文章成为泰 安市荣誉市民。几年前，当他得知泰山的挑山工已经是最后一批、面临消失的消息后，便想再去拜访泰山挑山工。终于在2013年年底成行，并为泰山的挑山工做 了口述史，于是便有了《泰山挑山工纪事》一书。

　　“虽然我和他们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们低头挑货行路，无法看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写《挑山工》的缘起”

　　再写挑山工，不但实现了冯先生的一个心愿，也唤起了当年拿着语文课本、被挑山工精神鼓舞的人们的情怀。初登泰山，冯先生是个20岁出头、意气风 发的青年，在那里，他偶遇挑山工。而今再登泰山，年逾七十的他只为挑山工而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寻访挑山工的经历，如同挑山工肩上刻满岁月伤痕的 扁担，在冯先生的心中抹不掉、化不开。

　　1964年，22岁的冯骥才在画家溥佐先生那里学画，有一天，溥佐先生对他的几位学生说：“跟我去泰山写生吗？”冯骥才兴奋难抑，立刻呼应前 往，临行前的几天，他兴奋得夜里睡不着觉。“泰山对我有种天生的魅力，这可能来自姥姥那里。姥姥家在济宁，外祖父在京做武官，解甲后还乡，泰山是经常去游 玩的地方。姥姥常对我讲泰山的景物和传说。”冯先生说。也许是这份早就根植于心中的情愫，让他第一次去泰山时，就走进了姥姥讲过的泰山故事里，也沉醉在那 层层叠叠的美景中。“那时没有相机，我掏出小本子东画西画，没有钱，只能在山脚下买些煮鸡蛋和大饼塞进背包，带到山上吃。我还记得坐在经石峪的石头上，一 边吃大饼卷鸡蛋，一边趴下来喝着冰凉的溪水，一边看着那些刻在石头上巨大而神奇的字。还记得一脚踩空，掉到一个很大的草木丛生的石头缝里，半天才爬出 来。”冯先生回忆说。

　　就在那次因写生登岱的过程中，冯骥才遇见了挑山工。他看到那些挑山工，都是一个人，全凭肩膀和腰腿的力气，再加一根扁担，挑上百斤的货物，从山 底登着高高的台阶，一直挑到高入云端的山顶，“虽然我和他们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们低头挑货行路，无法看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写 《挑山工》的缘起。”

　　散文《挑山工》里的见闻，多来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

　　冯骥才先生写进散文《挑山工》里的见闻，多来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那一年他在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书，有一次他和另一位老师决定带学生 去山东上写生课。那位老师先带学生去菏泽上写生花卉课，冯先生则独自到泰山采景，等候学生来上写生山水课。那时山上没有电话，他与菏泽方面的师生联系只能 依靠信件。信写好，托付给挑山工带下去，扔进泰安的邮筒，那边来信，再由挑山工带上来。由此，他便与挑山工有了进一步接触。

　　“这些汉子虽然大多沉默寡言，却如这大山一样纯朴、真实、踏实和可信。在他们几乎永远重复着的吃力动作中，我读出一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 后来我写散文《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比起别的挑山工，他好像稍稍活泼一些，与我有一些无言的交流，也给我一种唯 有挑山工才能给予的启示。”冯先生说。

　　那次在泰山，冯先生还遇到了一个女挑山工。他们在泰山中天门相遇，冯先生的背包里塞进了他捡到的好多泰山石。女挑山工便问他要不要挑，冯骥才说 你挑不动，女挑山工笑了笑便把背包行囊挑起来。“到了火车站，她把我的东西撂在地上，用毛巾擦汗，她只要我4角钱，我说包里有石头太重了要给她5角，她笑 着说知道是石头。”

　　多年后，冯先生在《挑山工》中这样写道：你来游山，一路上观赏着山道两旁的奇峰异石，巉岩绝壁，心情喜悦，步子兴冲冲。可是当你走过这些肩挑重 物的挑山工的身旁时，你会禁不住用一种同情的目光，注视他们一眼。你会因为自己无负载而倍觉轻松，反过来，又为他们感到吃力和劳苦，心中生出一种负疚似的 情感……

　　2013年，冯先生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写完《挑山工》后，冯骥才又去过两次泰山。一次是1989年陪母亲前去，那次登山他发现，他写的《挑山工》产生了效应。在上山的路上，他多次见 到一些小学生与挑山工合影，孩子们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另一次是1996年，泰安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那之后，冯先生便开始投入到城市历史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经年累月各地奔忙，无暇再去登泰山，但挑山工的影子并没有在他心中淡漠。 “有一次听到一个说法，说现在是最后一代挑山工了，怎么会是‘最后一代’？时代变化得太剧烈了，连挑山工都‘濒危’了。我想，我该抓紧时间专门去泰山访一 访挑山工了。”

　　2013年11月，冯先生第5次登上泰山，这一次他为的是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沿途的景色依然如故，但他更留意的是挑山工的状况，“这一次 上山，竟然没看见一位挑山工，不知道是他们晌后收工了，还是真的已然日渐稀少。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 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那一次，他与老挑山工和中年挑山工座谈聊天，并为他们做了口述史。他还到挑山工的驻地，了解了当今挑山工的一些生活状况。冯先生说，做口述的目 的，是因为历史上关于泰山挑山工没有专文记载，可是挑山工一直是泰山特有的一种人，也是一种生活和人文，“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应当厘清，现实应 当面对。”

　　冯先生探访了位于泰山中天门一带的挑山工居住的简易工棚，挑山工的真实生活令他感到震惊，“那间挑山工吃饭的小屋惨不忍睹，用一些石头砖块和木 板架起来的条凳和小桌，堆满吃喝用的饭盆、水瓶，四周是垃圾一般的木箱、草筐、纸箱和杂物。一些装在各种袋子里的煎饼、馒头、菜，杂乱不堪地挂在低矮的房 梁上，可能是为了防止鼠类偷吃。这便是挑山工干完活儿回来喘息一下、填饱肚子的地方。”冯先生说他看到这个场景心里特别不落忍，“觉得我们城里生活那么 好，自己所敬佩的挑山工的生活竟是这样，心里难过。”他嘱咐挑山工队伍的队长至少可以先实际改善一下他们吃饭、休息的条件，“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泰山有这 样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们要爱惜他们，不能对不起他们，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们最后被穷困逼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