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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记忆—我的八十年代葱茏岁月
节 选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大辩论、大反思天天可见。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那个时代已成永恒。
对于个体来说，记忆的深处须由一件小事说起。其实也不算小事，它的影响力是当时年轻人至今难以忘却的。
那是1980年，一个名叫潘晓的女青年给《中国青年》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人生的迷茫，生活的困顿。杂志以《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为题发表。于是，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从此展开。
那与我有关系吗？当然有。
这一年高考，我以语文全省第一、但总分差0.5分落榜。如果在今天，以语文满分的成绩，可能北大、清华就特招了。但在当年，这是异想天开。说不上失望与低落，但是充满了困顿与迷茫。下一步如何迈？路又在何方？
无法预测的是出路，更未预想到的，山里的孩子从此走上了一条艰辛的路。我的身份几十年来变幻莫测：农民、伐木者、放牛娃、代课老师、临时工、特招大学生；文学爱好者、诗人、小说家、编辑；进机关、到企业、办报纸、入仕途……
一条充满荆棘的路。有劳累，有痛苦，有失望，有汗水，有泪水；也有不屈与憧憬，幸运与笑声。
（二）
记得十五年前，参加完在日内瓦举办的世界电信日大会后，应朋友之邀到法国的依云镇小住，那是著名矿泉水“依云”的故乡。在山巅的旅馆四周，全是菁菁草地。此情此景，像极了当年我放牛的地方。法兰西的烂漫与中国南方小山村的孤寂混为一谈，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生长的村子叫李家山，群山环抱。西边的山叫旗山，是周围最高峰。山顶芳草萋萋，非常适合放牛。
没学上了，只能在家务农。因为年龄小、身体瘦弱，我被算作半个劳动力，劳作一天，人家挣十个工分，我只有五个工分。同样的付出、不一样的收获，让我经常自卑与自责，羞愧难当。直到有一天，生产队长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拍得我差点吐出胆汁。我忽然感觉好事来了。果真是好事，队长让我不用下田劳作、不用上山砍树，放牛去，而且每天能挣9个工分。
放牛真好啊，面对几十头大大小小的牛，我抬起了无法在人类面前抬起的头，经常自信地把鞭子狠狠抽在不听吆喝的那头大牯牛身上！从此，日出赶牛上旗山顶，那里绿草茵茵，为牛们提供了无尽的食物；日落而归，将帅般把这些牛赶进牛棚。
有一次差点出了意外。当时也是一时兴起，我不假思索地骑上跟前那头经常不听使唤的大牯牛背上。正当我充满着征服的快感和荣耀之时，大牯牛猛地一抖，我就像稻草人一样跌落在地，大牯牛的后蹄踩在我的左大腿上，疼痛难忍。如果牛蹄踩得再高些，踩中心脏或脑门，后果或许就更严重。这引起了我的警觉：盲目的自信本不该有，高昂的头颅还是要谦虚低下来。因为，你还没有实力。
在牛吃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坐在一旁的草地上，任务是发呆、发呆，还是发呆。那不是思考，因为我还没有能力思考。面对的近处是山，远处还是山，大山封闭了我有限的人生经历。
（三）
1980年是农村包产到户的前夜，“生产队”模式让偏僻的山村几近破产。一个家庭不论有几个劳力，全都穷得叮当响。年终分红会上一算账，除了极少数家庭能分到一两块钱外，其余人家几乎全都欠债。造成欠债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分到每户勉强维持温饱的口粮价格与劳动力价值不平衡形成的倒挂。
虽然穷苦，但劳作依旧。南方的农活不似北方，把农作物种子撒到地里就成。南方主要种植水稻，非常讲究，像犁地、铺肥、育种、拔秧、插秧、除草、砍磅、打农药、做田埂、收割、晒谷等，缺一不可，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考验。那时为提高产量，提倡种双季稻，农活因此翻倍。
所有的农活我都做过，也慢慢适应甚至还爱上了艰辛的付出。可是有一天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队长突然提出为改变贫穷面貌，要组建副业队，上山砍树，还喊出了刚刚从外面学回的口号：要想富，上山去砍树。砍树不稀奇，山里人靠山吃山，祖祖辈辈都如此。自打小时候开始我就记得，砍柴、起房子等，哪样离得开砍树？
正当我与很多青壮劳力一样豪情万丈、准备报名参加副业队上山创收时，大队支书找上门来，说我是高中毕业生，去教书吧，刚好有个民办老师考上师范，空出了一个代课位置。于是，上山砍树的行列里少了一个劳力，教书的队伍中多了一位“先生”。在我们老家，都把教师尊称为先生。
砍树在城里人的笔下叫“伐木”。记得几年后我在原建阳地区文化局编杂志时，曾接待过北京作家徐刚。这位作家在目睹了武夷山地区乱砍滥伐的现象后，刚写出并在一家著名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叫《伐木者，醒来！》，可以说名盖华夏，这次重返闽北是为了写续篇。记得有天在吃完晚饭后，我鬼使神差般到他下榻的宾馆里，就砍伐问题谈了我的看法：滥伐肯定不对，但闽北山区太穷，又没有其他出路，伐树于是成为一种生存模式。就像我们那个小山村，不上山怎么办？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他对我的观点始终不以为然。我只好尴尬地倒退出房间，怅然若失。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位作家回京之后，并没有按原计划发表续篇。也许是通过我们的交谈，他最终有了新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