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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遗产



上海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

 

 

上海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

徐福生 摄

 

又见巴老

詹保 摄

 

 

       25日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日,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聚集了多位作家、巴金研究专家和巴金先生生前好友的“巴金的世界———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展”暨国际文学研讨会11月22日举行,人们以各种方式追思先贤、重温巴金先生留下的优秀文学传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炳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麟等出席当天的开幕式。研讨会由中国作协、上海市作协、巴金研究会和巴金故居主办。


  “以他的心告诫我们如何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


  “巴金先生在外国同行和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铁凝主席对我说,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每当我们介绍巴金先生,在对方的言语中都能读到赞叹和崇敬。每到这时我们都更深切地感受到巴金先生这面旗帜的光辉,心中油然而生对巴金先生的热爱。”李冰说。他认为,面对当下开放、构成复杂的社会环境,巴老所倡导的对社会、对人民深沉的爱如今依然值得作家们学习,“任何社会都有真善美和假恶丑,关键在于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面对同样的社会和人群,站在不一样的立场,就有不一样的感情,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


  徐麟指出,纪念巴老也使我们感受到了紧迫的现实责任, “巴金先生和那个时代一批文学巨匠,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就是要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匠、高峰,创造出代表时代风貌,奏响时代号角的优秀作品。上海曾经是鲁迅、巴金等一大批文学巨匠生活创作之处,承载过他们的喜怒哀乐,赋予了他们艺术的灵感,当今的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创新发展的热土,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们也希望上海能够继续成为创作之城、灵感之城”。


  在纪念巴金的日子里,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更为珍视的则是不断反省、自检的姿态。“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是向巴金先生的期望接近了,还是落后了?我们应当将这个日子做一个检讨的机会。这一年里我不认为我们更让巴金先生满意,虽然写下和出版的文字更多更多,扫扫又是一大堆,可其中的价值更不敢说。”面对刚刚过去的“双11”消费热潮,她希望里面“不要有,或者少一些文字的制品”:“我个人对下一年的期许,或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节约纸张、笔墨、文字和思考,在节制消耗中安静下来,也许能听见巴金先生在对我们说什么,以他的心告诫我们如何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从现实而是从理想出发。”


  同样谈及理想的,还有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巴金先生对理想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但在他晚年的写作《随想录》中仍然贯穿了对理想的实践。巴金的《随想录》成为了一个百科式的历史文献,帮助人们来理解那个伟大而无比复杂的时代。从1978年到1986年,巴金先生从74岁写到82岁,这8年期间疾病、衰老紧紧缠绕着巴金先生,使他付出艰难的力量完成这部讲真话的书。导致他必须这样做的动力就是来自他内心的巨大冲动,这个冲动就是巴金的理想主义。”他说。


  “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在参观巴金纪念展和巴金故居时,许多访客惊讶地发现巴老保存了上万封读者来信,在健康情况还可以时,他力所能及地给读者回信,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巴老也记得许多给他来信的小读者,并曾写下:“请让我把这许多家乡小学生的来信放在一起,这是我的宝藏,给我的晚年带来光明,带来勇气,带来温暖。写信的孩子可能早已忘记了我,但是我永远想念他们。”


  学者李辉则记得,许多年里每当得知哪个地方受灾,巴老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化名给受灾地区汇款。“他十分关心 ‘希望工程’,总是想着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到底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资助贫困学生,没有完整统计过。他用的化名,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是 《家》 和 《随想录》 的作者巴金。不仅如此,即便在巴金去世之后,九年来,巴金的儿女继续遵照父亲的遗愿,仍旧匿名向受灾地区和贫困学校的孩子们捐款。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在思南文学馆举行的讲座“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写作的影响”中,李辉向听众们展示了上百幅巴老与多位好友留下的珍贵照片,分享照片背后属于前辈作家们之间的故事。“1977年 ‘文革’ 结束后,许多历经磨难的作家们开始陆陆续续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他们从劫难中走过来,许多东西仍在慢慢摸索中。如果不对于那个时代的集体归来有所了解,就看不到巴金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伟大。”李辉表示, “这是巴金心中的痛,他自觉有特别强烈的责任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让后人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在 《随想录》 的创作过程中,巴老艰难地在自省和忏悔的路途上前行。 “对胡风的违心批判,当时只有巴金站出来承认自己有错。对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最早提出自我忏悔的人,反而成就了后人对他的批判,这对巴金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在晚年借 《随想录》 做一个自我道德完善的过程,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在同时举行的研讨会上,陈思和也提到了这个这个话题:“我当时跟巴老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说写文章非常困难,他的手一直抖,写得很艰难。他的身体当时非常不好,却还要坚持把 《随想录》 写完,他说有一肚子话要说,欠了很多债要还,有很多热情要用等等这样的话。如果不了解巴老的语言环境,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蛮煽情的话,如果你非常熟悉巴老的语境的话,会知道他背后有着很巨大的冲动,迫使他自己必须要把他心里想的东西写下来。”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走向思想解放的时候,对于真正思想解放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地步,改革开放走到哪一步,他和身边的人心里都有些模糊。“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很多的曲折、冲突、斗争。五部《随想录》我认为很生动地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思想斗争的过程记录了下来。说是‘随想’,其实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的记录,保留了很多信息。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面烙下了一个很清晰的时代烙印。”


  “那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


  如今,上世纪80年代左右崛起的先锋作家已经开始“忆往述怀”,在各种场合谈论自己所走过的岁月,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前辈老作家的写作在当时也曾进入一个高潮期:杨绛的 《干校六记》、梅志的《往事如烟》、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廖沫沙的 《瓮中杂俎》等均在这时期诞生。“如果将当时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一个考察,会发现我们现在谈80年代,如果不谈那一代老人的创作是不完整的。”李辉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一批老人,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在谈了,这个是不公平的。那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甚至是肉体的代价,才换来后来我们文化和思维相对自由的空间。我们对老一代人那时候做的事情不能漠视,更不能淡忘。巴金离开我们九年了,我想随着时代的变化,时间是残酷的,就像一个人被怀念,也容易被遗忘,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作为从 ‘80年代’ 过来的人,就觉得特别有责任把巴金的精神、巴金的思想和他作品的价值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也是我和年轻人交往的时候愿意说的。巴金有很多的价值,我们没有充分的认识。”


  “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遗产?”这是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我不知道有那么多的荣誉、头衔、议论、评价乃至传说,加在巴金先生的身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拨开迷雾看清他; 我也不清楚,今天的一切是否都是巴金先生想要的。也许,我们根本就不理解他,但我们都义正词严地冒充了他的知己,或者自以为是地总结了这个概括了那个,并认为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一切。”周立民说,“作为读者,我当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他,然而,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这只是我想象中的他。所以多年来,我总是试图把这个人还原到他原初的环境中,去看他的所思所想;同时,也把他放到我们当下的生活环境里,去体味他可能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在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遗产’正是这样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