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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作家何为?

  全球化来临,面临创新技术手段的挑战,传统在改变,生活在改变,语言在改变,文学在改变。作家们又在经历怎样的挑战,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我觉得现在存在的挑战是:兴奋平静之后,有更严肃的思考在面前。”作家王安忆如是说。

  近日,小说《上海远在何方》的作者、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雷歇尔与德国剧作家、诗人福尔克尔·布劳恩来到上海,与王安忆、文学评论家张新颖相聚一堂,由汉学博士凯茜主持,共同探讨作家的责任与困惑,给听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思维碰撞。

  “新视野被打开时,作家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

  从前的远隔重洋无法彼此理解,到如今的面对面沟通甚至每周都有不同国籍的作家同聚一堂频繁交流,这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便利,但这一趋势也不可避 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全球化和新技术,是福音抑或恶魔?它对作家的写作构成了什么样的挑战?“新视野被打开时,作家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凯茜提出了这样 的问题。

  乌尔苏拉直接将“全球化”称为“全球化恶魔”,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大,让生活更快、更简洁,让文学不再受到国界限制。但却也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很多独特 的“细节”:“这种趋势在绘画中表现得更明显。比如现代绘画的尺寸更大,但表现的内容却更简单了。而一部小说为了便于翻译,总是在描写一些生活场景中的内 容,这是很讽刺的事。但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王安忆时,我震惊于她描写的那种时代和历史中的爱情。这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是细节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世 界。”

  “作家会考虑到翻译和为翻译而写作,但是有作家不这样,莫言、王安忆都不是。能把这些不为翻译而写作的作品翻译出来,这更重要。”张新颖表示。

  而在这种环境下,作家可为之事很多。张新颖打了一个比方:“我是山东人,回家的时候用火柴点烟,我父亲说了‘火柴’这个词,但是他说的是方言词:触 灯。这说法让我心里亮了起来。触,就是摩擦火柴的动作,也是在接近灯,过去是用油灯,所以这个词表达了动作、情景和物品。这就是翻译。我把这个词写下来,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连我自己都不会用了。但这也是有意义的,它将生活中的文明、传统变成文字。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促进了文化交流的行为。我觉得作家有 能力做很大的工作,也可以做很小的事情。”

  而不同的文学在全球化趋势面前,又能做些什么?“每一种文学,都应该让自己国家的人们更加理解世界的真实,能够让每个人对自己的国家有更好的理解,并 且对世界意识的形成作出贡献。每个人把最细腻的、国家的难题具象化,没有顾虑、勇敢地表达出来,严肃对待自己社会中的问题,才能在全球化趋势下实现自己的 不同。”福尔克尔表示。“受数字化影响,多义性会消失,但最基本的语言会保留。作家写作,注重文章的可读性很重要,这样标准德语才能保留,并且通过文学的 工作,让方言、口语中有趣、诱人的因素能够保留下来,用这样的语言创作,对语言是很有用的。而全球化不是同一化,或者消失,而是强调特色,形成技术性的官 方语言。文学像是手工活,利用丰富的材料去组成不同作品。”福尔克尔说。

  张新颖对新技术的兴起表现出忧虑:“这个时代写作和其他时代不同,新的技术手段很多。比如在中国,现在微博很普及,它确实促进交流和信息流通,但是却 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文学创作是个人的、沉默的、朴素的劳动,写作中不需要这样分散精力的状况。可怕的是,这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常态。”

  “什么是好的作家?就是朴素、沉默地说出别人没有说出的话”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社会时时在发生变化,文学的评价标准是否也在悄悄改变?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好作家?在充满变动的时代,作家如何自由选择自己的写 作对象,是否应该承担起保护弱者的责任,关注社会中的不公平?这不仅是全球化时代下作家需要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尊重文学,对文学有敬重的就是好作家。但这些概念现在很容易混淆,因为有很多声音在评价。写作者有困惑,世界的公正到哪里去了。好的作品不被认可,坏的作品备受追捧。”王安忆感慨。

  两位德国作家则对自己心目中的“好文学”和“好作家”提出了具体的描述。“我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不同地描述当前的情况,它是实验室,有各种可能性,包括 想到的、梦到的、外界中无法达到的都可以写。不论怎样的描述,写社会应该是多样性的,与美学直接相交。有哲学家就写过一段话,他认为文学应该去探索所有, 包括我们自己所不理解的和危险的。”乌尔苏拉表示。

  福尔克尔则将文学称作是“难做的手工活”,“它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营造和谐,不是变成秩序的创造者,而是让人看到差距的鸿沟。文学的任务是体现矛盾, 体现一种强烈的表达的力量,让人看到冲突。”他说。“作家就像木匠,考验的是处理材料的技能。在我们的领域里,公正是重要的标准。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曾 说过:‘如果你有一个偏差,最终会改变全部。’作家的自由在于从自己最困难的选择中选择,这是重要品质,才能面临挑战还能写出好作品。”

  “好的文学当然是暴力、强权的对立面,但每个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帮助弱者是社会公共领域的责任,应该由每个人去承担这种责任,而不是文学。文学有自 己要做的方式,是别的领域无法替代的,这才是它的价值。林斤澜说过一句话:‘无话则短,有话则长。’我这里作一个隐喻,就是别的领域可以做的,文学就不必 做;别的领域无法完成的,文学则应该从这里着笔。”张新颖这样说,“我的个人感受是,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说话,说的话很多,自由表达不太成为问题,问题是有 自由之后,应该做出怎样的表达。急着说话,却忘了自己要做的事,做事是要沉默的,文学创作就是要在这种方式中说。什么是好的作家?我觉得就是通过朴素、沉 默地说出别人没有说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