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与希腊作家交流活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各自的写作领域中遭遇哪些困境？读书报记者采访发现，中希文学翻译中的难题，当代诗人的难处，是中希作家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文艺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索提里斯·查理加斯花了18年来翻译《论语》、《大学》、《道德经》。从古希腊语到古汉语，这是一个语言和 文化的挑战。他说：“把古代的汉语翻译成欧洲的语言，不是一般的翻译问题。首先，把古代中国的语言及其包含的精神变成现代的欧洲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难的过 程。比如欧洲语言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动词的格式变化，形容词、名词，各种规矩都是直接的，只要把它直接翻译过来就可以了。中国的不一样，比如‘道可 道，非常道’，这句话谁是动词？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要读中国的大量著作，不得不读大量的注解、注释，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注释。”

    文学是国家之间相互沟通最重要的渠道，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希腊小说家科斯塔斯·阿科里沃斯说：“我希望为我打开中国大门的，不是别人，而是文学。”

    在当代中的希诗歌的发展趋势座谈中，希腊作家瓦西斯提出这一命题。“相对于古典希腊诗歌，新现实主义，或者叫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很难被广泛传播和流 传，读者因为不明白诗是什么意思，也不爱去读。这个问题不只是希腊的，也是欧洲的。所以在诗人和读者之间便产生了一个分歧，一方面是给现在不会作诗的人任 意所写，想成为现代的，能够跟人沟通的诗人，使你一方面不能脱离所谓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要能跟读者沟通，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难题。”    

    中国诗人王久辛认为，好的诗歌一定有神性，像上帝说需要光，于是就有了光，而他本人在做的，是正在写“蚂蚁的史诗”。他说，自己正极其关注蚂蚁一样的人类，把自己当成一个逃生者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