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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农民主体的现实突围与精神掘进(彭维锋)

 

  客观地说,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三农”题材文学的典范文本,路遥《平凡的世界》较为集中地表征出胶着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农民主体的成长轨迹。无论这些农民的人生际遇如何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已经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历史与现实之复杂性征的审视与批判之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自身的弱点和局限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审视层面。这些成长的农民主体如孙少安、孙少平等,以极具深刻性的精神思辨,极具个性化的自主选择,活跃于当代特殊的乡村(城乡)生产生活空间之中,见证(回忆)了错综复杂的家国历史, 直面(思考)着鲜活芜杂的乡村现实,并经历重重磨难创造着充满希望的乡村未来。在他们身上,聚集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依附与独立、保守与创新等相互对立的精神脉动。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所加于农民身上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匮乏,更是精神世界、内在心理的残缺;它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搭建起一个具有巨大裂隙的二元世界,并决定着农民的地位、家庭、婚姻、交往、情感乃至心灵的向度。在此种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展示的是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之中的主体突围,以及此种农民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一种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扎根乡土、离农不离乡,经由艰苦的自主创业,最终实现财富的增长和精神的裂变;另一种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离土、离乡、离农”,同样经由艰苦的探寻,实现了自我的追求和纯粹精神的蜕变。如此,紧紧围绕着土地及其生存生活方式,孙少安、孙少平成为一个时代构建农民主体性的一个镜子的两个面向。更进一步讲,孙家兄弟事实上是对路遥《人生》高加林故事的合理延展:孙少安实现物质富裕的过程,孙少平谋求精神突围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城乡二元模式的一种决绝的抗争,也表征着在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下当代农民的路向选择。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上世纪8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当我们的作家和作家笔下的角色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强大的制度困境之时,很难实现对这种制度本身的直接性的批判与挑战、抗争与颠覆。他们只能采取迂回战术,揭示并认识这种制度,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以自我奋斗的方式,潜在地表述对制度的某种反思。因此,无论少安、少平选择的道路有多大差异,二者具有共性的事实是:以理性的力量和果敢的精神,直面现实处境并谋求超越现实。

  孙少安是一个类似于柳青《创业史》梁生宝般的角色,但又在发展中显示出差异性。一方面,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农民的影子和品质。他恪守传统中国农民的道德规范,他厚重朴质、安土重迁、任劳任怨、老成持重、甘于奉献,他勇敢承担起家庭重负,勇于担负起队长的职责,敢于直面自己的贫困处境,他热爱这片土地,他的婚姻、情感、事业、人生价值都紧紧地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他将辍学务农供弟妹读书视为天经地义,他热爱集体并踏踏实实想法搞好集体工作,他拒绝了青梅竹马但已跳出农门的田润叶的爱情,他在婚姻的选择上以勤劳本分能干为标准。他极力反对妻子秀莲的分家要求,他在创业受挫甚至破产后仍然千方百计借钱去偿还村民。

  另一方面,孙少安又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所具有的品格。他扎根乡土又不囿于乡土,生于贫困又不甘于贫困,他具有善于思考、不甘平凡、果敢坚韧、勇于开拓、创新求变的精神。倘若我们反观孙少安的一切努力,在事实上他都渴望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私与公、情感与理性、欲望实现和道德净化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张力的、动态的、弹性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对当代农民而言极为可贵的品格,决定了孙少安遭遇城乡差别、生存艰难、极左势力、乡村惯习和创业失败等种种困难时的姿态,也才决定了他扎根于乡村的发展道路。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他发现了农业集体劳动的弊端,冒着风险率先实行了家庭承包体制;在一次简单的运输交易中,他发现了农民跳出农业走向富裕的道路,他以智慧的头脑和大胆的运作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即便遇到了近乎破产的后果,他依然一次又一次穿越动摇、迷惘、痛苦、烦闷的迷雾,直面现实所有的苦难和艰难,在千辛万苦之中重新踏上充满希望并最终收获成功的创业之路。

  较之于孙少安,孙少平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性和理想性的人物。同少安一样,他身上也具有中国传统农民的优异品质,但与少安相比,他身上洋溢着鲜活的时代精神,他的视野更开阔,意志更坚韧,理想更远大,思维也更敏锐。生存的艰难困窘及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却没有阻挡他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反而成为他一步步实现自我的铺路石。从吃“非洲馍”的穷苦学生,到浪迹街头的打工汉子,再到钻矿洞的煤矿工人,孙少平依凭坚韧的品格、独立自主意识以及高擎的理想大纛,始终在自我奋斗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事实上,农家子弟孙少平背井离乡奔赴城市或远赴异地,并非是为了逃离乡土,其目的是为了逃离一种固有的抑或常规化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突破传统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安土重迁的小农思想与狭隘观念,从而实现一种富有冒险性和理想性的精神突破。

  对于一个当代青年农民而言,孙少平没有遵从命运既定的安排,没有选择传统的扎根乡土的务农之路(或类似孙少安式的创业之路),而是听从内心的(哪怕是冲动的、盲目的)呼唤,踏上了一条属于自我实现的、独立自主的、不断进取的、极具个性化的发展之路。从实用理性的角度考量,无论是物质收获和个人荣誉,还是长远规划与发展前景,孙少平背井离乡去城市揽工、去矿山挖煤,远远比不上和哥哥孙少安一起兴办企业。但对于农村知识青年孙少平而言,这些外在层面的,像物质、荣誉等种种需求,并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虽然这是他一度特别是成长时期备受煎熬的问题),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突破农民既定生活方式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前途是未定的,它有着强烈的情感动力,有着极为主动的自我设计,有着隐隐约约甚至盲目之至的未来指向,有着浓重的理想的影子……说到底,孙少平高中毕业之后所走的道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主体性、实验性和理想性,支撑他踏上这条未知之途的,是一种强烈甚至略显偏执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促动一个农村青年突破“安土重迁”的既定生活方式,突破一种固定的农民生活的常规路径,突破一种因循守旧、保守陈旧的精神心理图式。在一定程度上,孙少平的意义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行动是一种深刻的改革与嬗变,他改变的并不侧重那些形而下的现实性的物质生活,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心理转变与精神革命,他要为游离于“城乡交叉带”的千万个农村青年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坐标,要超越既定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空间和二元选择,探寻一条勇于直面现实、勇于精神突围、勇于进取、勇于自我实现的发展之路。

  无论如何,《平凡的世界》为我们图绘出一种当代中国农民甚至超越农民属性的发展道路。孙家兄弟直面自己的现实生存境况,坚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艰难但又不无决绝的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也建构起了不同的人生取向、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农民主体空间。在这条自我奋斗、自我坚守、自我磨砺的道路上,他们的持重和偏激、失重与恒定、倾斜与平衡、迷惘与痛苦、狂妄与虚浮、亢奋与低沉、放纵与节制、缺憾与丰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们所生活的并与之抗争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的元素中寻求到相应的诠释。甚至可以说,在路遥的笔触中,生存的主体性以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那种平凡之中的责任、情怀、理想和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仍然具有无限无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