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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杨庆祥)

 

  小说,创造一种新的可能

  叶辛的长篇新作《问世间情》的故事梗概如下: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索远小有所成,担任一家工厂的主管,他和同厂女工麻丽过起了“临时夫妻”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当索远在河南农村的妻子携女找上门来的时候,索远面临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是抛弃结发妻子,和已经产生感情的临时妻子麻丽生活在一起?还是恪守道德的底线,回归家庭,和妻子但平平冰释前嫌?

  这一道德选择上的两难是这部小说内在的情节驱动力,当那个早晨索远和麻丽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好梦就已经结束了。叶辛严格恪守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以最朴素的讲故事的方式将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呈现了出来。根据小说中援引的资料显示,在近些年的上海,这种务工群体中的“临时夫妻”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不是以百十计,而是以万、十万计。

  毫无疑问,叶辛不仅仅是站在道德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小说中的索远并非是一个道德堕落、玩弄情感的浪荡子,恰好相反,他努力工作、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无知的女工,还是并不了解其生活经历的“临时妻子”麻丽。在整部小说中,索远都始终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他是一个阶层的代表——在城市务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妻儿老小还在农村,正努力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变身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但这个理想似乎遥不可及,他们的工资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而他们的栖身之所,也不过是在所谓的“城中村”中租借十来平米的房子。至于人格的尊严和精神的需求,那就更是遥不可及的幻景了。但索远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从表面上看,他和麻丽的临时夫妻是从生理的需要开始的,他丝毫不隐讳这一点,但从一开始,这一生理的需求就与某种心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在性的需要之外,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甚至是审美上的需要。我以为这是小说最有穿透力的地方之一,对于索远这样的“新农民工”而言,温饱已经无法满足他,他需要更多的东西——而这所谓的更多东西,也不过是人性最基本的诉求。当社会无法给予或者社会漠视这一切时,他们就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来予以补充,在这个意义上,“临时夫妻”不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同时也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这是底层者的创造力生生不息的表征。

  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言,题材的敏感是小说的首要之义。从题材的角度看,《问世间情》选择了一个极有生产性的话题。但小说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比如人物,比如结构,比如对人性最充分的发掘和想象,当然,最重要的是,小说不能遵循世俗的道德,小说要走的是自己的路,这条路代表了另外的可能和另外的历史。

  索远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这一疑问是“临时夫妻”这一题材本身所内含的,他究竟会在麻丽和但平平之间选择谁?他在选择的过程中,是否会扩展我们对于人性和生活的认知?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拓展了那个时代我们对于青年的认知,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进城欲望,可以采用非正义的手段,而且,可以背叛古老的道德传统,这是高加林形象之所以具有悲剧和力量的所在。

  和高加林的欲说还休不同,索远直接用身体宣布了对农村以及农村所代表的美学的失败:他对麻丽的迷恋与其说是对性的迷恋,不如说是对一种新的生活的迷恋,麻丽的身材、穿着,甚至是使用的香水都代表了一种更接近现代生活的审美。这里有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冲突和疯狂的悲剧力量。有什么理由能让索远放弃这一切呢?即使他要放弃这一切,他也必然要经受炼狱般的折磨和拷问,必将加深人性与这个时代平庸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是索远的可能性,底层者用行动打破了旧规则,并试图想象和创造新的生活。

  但索远却停下来了,他只是走了一小步,却退回来一大步。这是中国的作家不愿意去直面的问题。路遥让高加林回到了农村,而叶辛让人掐死了麻丽。既然麻丽死了,一切的矛盾和可能都消失了,索远只有回到以前的家庭中去,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惟一不高兴的可能就是麻丽,凭什么我这么命苦,让你说掐死就掐死了呢?

  是啊,麻丽之死更像一个电视剧的逻辑而非小说的逻辑,电视剧的逻辑是要好看的桥段和高潮的结局,而小说的逻辑是要人性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麻丽当然可以去死,这是作者的权力。但是,如果小说本身也有权力的话,它也许会反对这种做法,它或许会要求,让她不要死吧,因为实在找不到让她死的理由;即使要她死,也不要死得那么简单。也许作者会反驳,生活中就是这么简单啊。不错,生活是这么简单,但是,并不能因此让小说也简单起来。

  总之,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社会问题的呈现,《问世间情》都是一部有意义、有意思的作品。只不过,如果麻丽还一直执著地活着并爱着,如果索远不总是那么一本正经,如果可以进一步地冒犯一下那些道貌岸然的东西,这部小说也许就更有意思了。